“张艺谋忆吴天明：他拍片受限晚年不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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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信息港3月8日报道，3月6日晚10点，夜幕下的北京逐渐平静。 在城北的北太平庄北影工厂周边电影人凝聚的地区，一天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在记者所在的实验室2楼的小客厅里，采访了久违出现的著名导演张艺谋。

今年以来，五位著名导演去世，影人悲痛不已。 特别是4日凌晨因心肌梗塞去世的重量级导演吴天明，被称为“第4代导演的旗帜”、“第5代导演的教父”，因这位电影界巨匠的突然去世而在中国电影界受到巨大的打击。

他作为给予合作、任用和大力支持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了悼词。 “得知吴天明导演去世的消息很震惊，很伤心。 几个月前和他一起策划了电影，没想到永别了！ 吴导走了，姐姐和女儿保重！ 艺谋”的想法，溢于言表。

穿着黑色大衣的张艺谋，表情凝重，比以前瘦了。 他最近忙于新导演的电影《归来》的后期，日程相当紧张。 说到“恩师”的突然辞世，他很难留恋心中的留恋。 “太可惜了。 以他的身体，应该再活十年、二十年。”

故事里吴天明的时候，张艺谋总是亲切地称呼他为“头儿”。 这是当时领导人特有的尊称，这不仅是尊重，而且用他自己的话包含着“仰慕和敬佩”。 关于吴天明对中国电影的贡献，他说:“在中国电影史上，吴天明的名字一定要写80年代的这段光辉历史。”

拍《老井》

慧眼多次体验生活

记者:你最后一次见到吴天明是什么时候？ 想起那时，说了什么？

张艺谋:大概是去年八、九月吧。 他跟我说了合作的事，和我一起吃的饭，还谈了他女儿吴妍和我女儿张沫大约三个半小时。 我们经常见面。

记者:你第一次见到吴天明是什么时候？ 他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张艺谋:第一次是1984年，我和陈凯歌(微博)、何群拍了《黄土地》，去了陕西选景。 当时我们刚从电影学院毕业被分到广西工厂，钱不多，车坏了。 当时有人介绍我们去找绥德也在演戏的吴天明，他也是我们的哥哥。 当时他在那里拍电影《人生》，我们很亲切，豪爽地说:“年轻人不容易，转车回去，跑陕北。”甚至汽油都帮助了我们。 我们很感动，沿着陕北跑了几千公里，选择了风景。 那是凯歌的第一出戏。 那时对他的印象是，待人亲切，诚实，而且是真的，他的形象也是典型的西北人，和我是老乡，朴素，那片土地上的感觉。 我和凯歌当时都很感叹。 从那时起就有传闻说他可能是下一任西影工厂厂长的人选，大家都期待着他。

记者:当时拍电影《老井》的时候，你作为非职业演员，得到吴天明的那些拨号、手机和鼓励了吗？ 他是怎么想让你演主人公的？

张艺谋:我原来是负责《老井》的摄影师，和西影工厂的陈万才是搭档。 当时《黄土地》刚被拍摄，第五代导演崭露头角，备受瞩目，我被分配到了西影工厂的“新老组合”。 在选演员“孙旺泉”的时候，我带队，为了选瘦的，以我为榜样，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结果没能选到合适的人。 最后请我做了。 我很震惊，但最后我同意了。 接着在山西体验生活，前期3~5个月，要求像农民一样磨练。 因为师从导演崔屿，重视“从生活中来”。 那时太行山村落没有水，三个多月不能洗澡，条件非常艰苦。 之后，从山西去北京找“红高粱”的话，我不能说我像他们村的生产队长。 那个时代那样的作风、团结，今天没有了。 那是我第一次体验生活，即使是今天我也印象深刻。 那个时候，所有的电影都要求主要演员体验生活。 我现在拍《回来》，表现出什么样的失忆的人，必须来自生活中。 那是中国文化人的创作，到今天为止学到了很多。

被称为“第五代导演伯乐”

记者:请回忆一下那个年代的西影工厂，以及正值盛年的吴天明导演的主政风格。

张艺谋:《头儿》1986年担任厂长，至今已有6年。 我的《红高粱》、陈凯歌的《孩子王》、田壮的《盗贼》都是他任拍的。 他的主要政治风格是:雷快、朴实、诚实、办事业的人，而且很内行，特别爱护创作者，把创作者放在第一位，爱护人才，而且没有装备。 他把我妻子(前妻)从外地调到西影工厂，帮我处理了一个大问题。 处理了户籍、工资、两地分居等众多创作者的燃眉之急。 这几天，西影工厂还设立了陵墓，很多人排着队吊他。

他把所有的感情真诚地倾注在所有的胶卷上

记者:你觉得他的电影风格怎么样？

张艺谋:他的风格像台湾的侯孝贤，但更强硬，是乡土的，来自土地的朴素的东西。 他的作品都很有感情，他们这一代人很注重真实感，从技术、技法、观念上讲，他们可能落后过时了，但他把所有的感情都真诚地倾注在所有的胶片上。 第五代导演在民俗元素的陈列等方面追求更具形式感的东西，拍《老井》时感觉有点匮乏，但后来《头》获得了国际奖，回头一看，他的创作风格是大师级的，无形的，他华丽而有形式感的东西，

记者:他的电影风格也会影响你的电影风格吗？

张艺谋:现在的商业电影拍得很漂亮，用各种手段，都拍了花。 但回过头来看，向“头”学习，静下心来，他那执着、凝练、朴素的叙述，显得尤为珍贵。 我和他都是陕西人，都是老乡，有共性，有朴素的一面，也有迟钝，木讷的一面。 我的电影里喜欢用陕西老三色——黑白红，无论是他的“人生”、“老井”，他对我的影响力，后来都感受到了非常宝贵的东西。

记者:他也想拍商业电影吗？ 你觉得商业电影怎么样？

张艺谋:他想，但是很难找到合适的。 我们还很俗气，可以拍商业电影。 他们这一代做不到。 他无法从心中穿过这道坎。 他的纯洁无法通融他，对此他很痛苦，他从来不说，但我能感觉到。 他们纯粹为了艺术的观念，他自己觉得很悲伤，但这就是他伟大的地方，我觉得很棒。 他一生中多次拥有自己的品格、感情，它多次发自内心。 我想起今天仰望着他们这一代，说过去我们打败了第四代，把他们拍在沙滩上，瞧不起第三代。 今天，经过几十年，重新回顾，反而充满了敬仰和敬佩。

80年代:电影被文学的深度“滋养”

记者: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期，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经历了深刻的启蒙运动，电影在其反思与反思并行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艺谋:八十年代最宝贵的是当时的社会百废待兴，全国人民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望是在空之前。 那个时候恋爱必须拥有尼采，弗洛伊德。 那个时候的美展，在电影节上看的人很多。 那个时代的文学空前很繁荣，电影被文学滋养着。 《头》电影厂的厂长，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是导演的“皇帝”。 他们上上下下都有责任，而且他们有经济指挥权，所以可以说中国的电影事业由他们的十几位厂长来承担。 基于特殊的地位和权力，他能给我们最大限度的支持能力，没有他就没有《红高粱》，他改变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的命运。 他自己不知道，他只看重才能。 在这几点上，他是个伟大的人。 我有两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一次考上了电影学院。 一次拍了《红高粱》。 改变命运的这部电影全靠吴天明。

记者:他在中国电影史上能拥有什么样的地位？

张艺谋:要说中国电影史，无论如何，八十年代的这段光辉历史，一定会写下吴天明的名字。 一是他自己的作品，二是支撑了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作品、出世作，给了他们获得名声的机会。 我拍《红高粱》的时候，找不到种高粱的3万元，急死了。 “头儿”悄悄地把钱递给我，说着赶紧种地。 当时的剧本还没有通过，但是一个月后剧本通过了。 据说他也打了保证书通过了。

晚年感到“纠结”和“不开心”

记者: 1994年吴天明回国后，心理学上有那些变化？ 他晚年的生活和经济状况怎么样？

张艺谋:他晚年能感觉到他不开心，想拍的电影不能开心地拍，又不想做什么适合景色的东西呢？ 经济上不宽裕，现在东西很贵，他也是“北漂”吧。 反正我一直是“北浮”。 他想做很多事情，包括电影基金会的建设和电影学院的运营，但是很多计划没能实现。 壮志未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