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现在拍电影叫抢钱 改革开放迄今无好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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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7月30日报道(记者张英)陈道明现在不读报，不看电视，平时在家上网看新闻，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写字、听音乐。

现实中悲伤的他说自己看到了问题，但无法改变。 所以他选择了远离人群，让自己边缘化。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久，陈道明在深圳遇见冯小刚。 当时，冯正烦恼着应不应该拍《唐山大地震》。 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陈道明向冯小刚讲述了当时遭遇地震时看到的细节和场面，提出了许多想法。 冯小刚借机会问陈道明要不要演当时去唐山救援的解放军干部，陈道明没看剧本就答应了。

在《一地鸡毛》后的十几年里，冯小刚和陈道明再也没有合作过。 拍《夜宴》的时候，冯小刚想让陈道明严格扮演帝，但当时陈道明刚演完《康熙王朝》，“怕自己有点黔驴技穷”就不答应了。 之后冯小刚找了葛优。 “我觉得军人很有趣。 战争年代他们在一线，在地震、水灾等大小灾害面前，或者在暴动、集体危险的事情面前，基本上中国军人在一线，军人是受纪律管制的群体，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他们的自由度最小。 ”。 陈道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08年，陈道明在汶川地震现场，现场参加救援的军人都是年轻人，大部分都是20多岁，唤醒了唐山地震的记忆。

1976年，在天津人艺工作的陈道明发现，地震发生时来不及穿衣服，一步一步往下跑去宿舍中心的广场，扭伤了自己的脚。 过了一会儿，下了雨，余震频发，大楼在摇晃。 陈道明看到在那里的女同事穿着短裤，抱着肩膀躲在角落里发抖，他和另一个有勇气的同事又回宿舍，为女同事拿了衣服。

天亮的时候，陈道明发现他们苏式风格的宿舍没有任何损伤，只有几个裂缝。 他打算回自己家看看。 从工作的天津西郊越到市中心，越到城里越害怕。 林荫道一侧的树不见了，被倒下的建筑物压坏了，另一棵树很健壮。

“回家后，我们家住的楼房墙不见了，就像七十二家房客一样，好像在演话剧，但大楼没有倒，各房间的家具、桌子、床等还在。 ”

之后，陈道明家和当时所有的天津人一样，在街道两旁搭了帐篷，住了两个月。 “之后，开始用木板和铁丝建造临时宿舍，一直住了两三年。”

陈道明那时看到的救援军人，大部分也是年轻人。 他们不仅救人，还帮助天津人建造临时住宅。 “有了这些经验，不给军人一笔，真的受不了。 ’冯小刚担心他的报酬问题，陈道明说:“这是一部很棒的电影。 报酬由你来看。 ”回答说。

“现在很多电影条件先行，不再是创作先行。 我对这个角色感兴趣，所以钱没那么重要。 然后冯小刚给了我剧本，我和他谈了两次，顺利地拍了电影。 ”。 陈道明说。

陈道明在《唐山大地震》中饰演一位名叫王德清的普通军人，在唐山地震救灾中收养了“孤儿”方登，但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妻子因病去世，养女失踪，直到有一天养女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陈道明被称为“骄傲”，认为“没有接受过媒体的采访”。 在“唐山大地震”北京地区的新闻发布会上，冯小刚说:“这几年陈道明变得特别随和。” 陈道明在接受南方周末独家采访时说:“不，其实我一直很随和。” 近年来，电影电视剧完成后，对于制作者的推广诉求，陈道明逐渐了解，也参加了许多集体新闻发布会。 “我一般只回答含金量高的问题。 ”陈道明说。

如果你是精神暴发户，你的生活质量会很差。

有些演员说我很难合作，但是说这些话的人，我几乎没有和他合作过。 你可以和我合作，评价我。

南方周末:《唐山大地震》剪了你几出戏？

陈道明:只保存了三分之一的戏，七八场戏被冯小刚删除了。 妻子癌症晚期住院后，我饰演的王德清回家整理衣服，看到那件衣服，他哭了。 那是最爱哭的戏，哭了之后，妻子死了。

另一出戏是养女方登回家，王德清安顿好妻子的后事后，离开女儿方登一个人在家睡觉，妻子在世的时候一直嫉妒他和养女之间的感情。 出于对前妻的敬意，他去办公室睡觉了。 另一出戏是最后一位出场，一位孤独的老人站在门口……

如果这几出戏能继续下去的话，我会很感动。 在现在的电影中，父亲王德清和女儿方登这条线还有点突然，有点生硬。 我后来说你以后给我写书面检查，一共演了这样的戏，你给我剪了七八次，我以后不拍电影了。

但是刚也确实没办法，片长就是这样，每个人物都得抬一下，我非常理解，也许全面排列只有我能剪，所以把我的部分剪了。

南方周末:如何评价电视剧《手机》中饰演的费墨？

陈道明:“手机”开小差，没问题。 导演沈严打电话给我，认为收视率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有点失望，我劝他，为什么你要复制电影，完全是误读了，不会生气，已经是最好的成绩了。

南方周末:你的期望值为什么那么低？

陈道明:期待值不能影响自己创作的初衷。 演戏的时候学习，用心，用力，就好。 观众如何评价，收视率如何，创作者无法左右。

南方周末:媒体上描绘的陈道明难以接近、孤高、傲慢，但熟悉你的人又说他温和、幽默、平易近人。 哪个陈道明更接近真相？

陈道明:如果把这两者看成我不同的人生状态，我可以接受一切。 几年前和朋友说过话，人生与金钱和荣誉有关，很明显人在金钱面前很容易变形。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贪官呢？ 荣誉关是无形的，但可能会使人发生更大的变形。 突然被别人的赞扬声包围的时候，你的抵抗力到底有多强呢？ 你还是你自己吗？

我经历过这样的时期是在1990年代。 幸好我的这种状态持续时间短，不到两三年就知道了。 我不能。 如果你是精神暴发户，你的生活质量很差，所以我很快就调整了。

关于傲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优点。 与轻狂不同，很容易就骄傲自大。 对于外面流传的任何七八八的事情，我都反省过。 特别是这十年来，我认为不是这样。 那为什么大家对我有那样的印象呢？ 一个是过去的某种延续，人的印象是局部的，很难消失，所以大部分都延续着这样的传说。

有些演员说我很难合作，但是说这些话的人，我几乎没有和他合作过。 你可以和我合作，评价我。 例如，像陈瑾、江一燕、冯小刚、管虎这样和我合作过几出戏的人，如果他们说我很难合作，我必须承认。

南方周末:很多演员说，和你演对方的戏很紧张。

陈道明:你怕我，说我很难合作，要看你指的什么事件。 据说一个演员演戏迟到、不认真、学习、现场摆姿势，很难合作。 我演戏不晚。 除了演戏，如果没有极端特殊的理由，我什么事都不会迟到。 我也不是台词不好过半天。 演戏的问题我可以不厌其烦地演给你。

反省一下我自己，有时候可能很少观察到语言，会伤害别人吗？ 有人问我拍这次的“手机”时，王志文会合作吗？ 我说我很合作，志文是个有规律地工作的演员，我反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吼你？” 然后，有人说我和志文不合。

大家都在“抓住今天的钱考虑明天的事”

我着急的是人性、价值观的堕落。 在什么地方，我们在退步。

南方周末:这几年，你对娱乐圈的大环境有什么感觉？

陈道明:娱乐圈有相当多的人。 出发点是为了名利。 当然名利也很好，但质量是基本啊。 戏好，老百姓喜欢，有长远的名利。

现在在吃快餐，想着“没有百日红”，抓住现在的机会，不管去哪里，都抓住今天的钱考虑明天的事。 钱成了唯一的标准。 有收视率，有票房，赚钱成功了。 综合我们现在的文化现象来看，任何艺术、任何职业，都会高喊“金钱万岁”、“向金钱迈进”。 我们还会留下一席之地，在真正的本土文化中生存空之间吗？

南方周末:你不喜欢商业化吗？

陈道明:重要的是商业化需要一次，文化要钱，钱要取代文化，要度，不能把所有的文化艺术、教育科研推向市场，不能在所有的江湖上赚钱。 我在天津人艺工作过。 现在多个文艺院团，上市后基本上都成了江湖班。 说白了，搞艺术的人能吸引人，谁能赚钱，最后赚钱成了唯一的标准。

所有存在价值的最高标准是钱吗？ 那个社会的德行哪儿去了？ 这个问题也许不是我应该问的。 把张艺谋塞进去只能拍《三枪》这部电影，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还存在吗？ 过去，我们文人还可以讲一点风格，讲一点知识，虚伪一点。 现在钱成了统治者，都是既得利益者。

我着急的是人性、价值观的堕落。 在什么地方，我们在退步。 我们不怕慢，就怕后退。 即使停下来也没关系。 后退就行了。 我不怕车走，怕停下来。 我不敢后退，但是现在后退的地方很多。

前几天，我导演了电视剧《放在我们任何地方的青春》。 电影拍得很好。 到了电视台，他说:“电影拍得很好。 没必要看”，但拒绝播出。 我那时问:“我们的电视剧没有杀人放火吗？ 我不卖！ ”

南方周末:他们没有收视率，就没有收视率，就没有广告，就没有广告，就没有钱。

陈道明:我想问问我们电视台、全国十几亿观众，大家都在看什么样的戏言、恶行、枪战？ 渴望文化，渴望安静的人不是观众吗？ 电视台有文化导向功能，不能只追求收视率。 眼睛看不见钱。

我觉得现在没意思。 特别怀念1960年代的朴素，70年代的提高，80年代的创新和勇敢。 到了90年代，商业需要一个时代，迅速发展至今愈演愈烈，以文化为商业。 什么都像文化，到处都在谈论文化，却把它当作商业的外衣。

连糟糕的电视台都扮演什么角色，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 没人想，没人听，没人管，电视台想怎么做，收视率高，放什么，怎么能这么容忍？

而且现在控制电视台的收视率调查数字居然是假的，调查的结果都是假的，也没有调查标准。 谁是标准的？ 这些假收视率影响了广告投放，电视台播放了什么电视剧，影响了上亿人，但是其基点是假的。 用谎言赚的钱是结构性的谎言，社会结构是谎言，但谁也没有解决。

南周末:为什么没人解决？

陈道明:我们的文化一直没有立法，所以每天都依靠通知、电话、问候，按照这些指导性的意见、政策工作。 这个政策今年变成这样，明年可能又变了。

因为我们总是吸自己的嘴，所以权威越来越淡，越来越弱。 我记得很多年前，广电总局确定了主持人第一要说普通话，第二不要染头发。 至今仍没有人管理。 当社会结构没有权威时，请仔细想想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 无序、混乱、各自的政治、想做什么？

我不觉得电视剧有多小，电影有多伟大。

拍戏是不方便的，必须受到全方位的制约，所以我总是拍完戏，休息一到两年。

南方周末:你最初是从电影《今晚有暴风雪》进入电影圈的，为什么电影代表作很少？ 不如说电视剧代表作多吗？

陈道明:我不太承认电影和电视剧有高尚低级之分。 我不觉得电视剧有多小，也不觉得电影有多伟大。

我不会因为电影是胶片，是大屏幕就看电视剧。 其实从技术角度看，电视剧比电影难。 30集的电视剧每天都在播出。 不打扰观众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的身体在电影领域没有太大的梦想。 因为演《我的1919》获得了华表奖，所以我上台发言的时候，电影低迷落石出的时候，我获得了这个奖。 不好意思。 希望有一天电影水涨船高的时候，我还能获奖。 其实我对奖项也没意思。 那都是演出结束后的附加物。

南周末:为什么？

陈道明:演员是我的职业，我做这份工作是为了不让上山下乡，有正经城市的饭碗，这个饭碗和文化有缘。 那时候是大锅饭，主角和配角收入相差不大，一年拍不了几部电影，完全没有电视剧。

因为在初期阶段我没有经历过急功近利的熏陶，所以思考问题的方法和现在的演员不同，他们接受的教育可能是以竞争为中心，也可能是你死我活。 在我们经历的年代没有什么功利性。

说实话，即使演得好，那也不会让我兴奋，演不好也不会让我沮丧。 我觉得我的工作结束了。 我没有“总有一天‘花不会变红’的想法。

南方周末:你是早熟的孩子吗？ 我采访的陈冲、刘晓庆、潘虹那时已经在电影中大红大紫。

陈道明:她们太早就被包在名字里了，那时没什么好处。 她们很有名很早。 我在学戏剧。 从大众演员开始，跑了好几年龙套，没有什么出人头地的愿望。 一个是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另一个是觉得有名的事情离我很远。

后来很火，命也很好，我没有主动做过事件，一直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 有人来找我，我来接你适合演。 特别是这几年，如果是一点都不那么好的电视剧，跟我说，第二个说，第四个说，我很好啊。 拍吧。

我喜欢自由自在，在不妨碍和伤害别人的情况下，我必须在心里自由自在。 拍戏不愉快，要受到全方位的约束，所以我总是拍完戏，休息一到两年。 我不接受戏剧拍摄不像我积攒了文化能量，没那么高尚，我想自由自在。 难怪，应该玩命往前走，特别是生命最成熟的时候。

南周末:是的。 我们认为你到了黄金季节。 在有限的时间段里，你应该留下更经典的形象。

陈道明:名和利的话，我每年都拍，一年拍几部戏。 《围城》后，我就这样休息了两部，休息了一部休息了两年。 去年拍完了《手机》和《唐山大地震》，今年谁给我演戏都不接，谁来都直接拒绝。 哪个制片人问我为什么，我说想给自己一个空之间的。

随着年龄的变化，我的人生观有一定的变化。 我读了很多年书，得出了真正的成功者回顾其一生时，有多少时间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有多少事件是自己想做就做的这个结论。 如果你有很多想做的事和想做的事，不管你一辈子穷还是富，有名还是无名，你都是最成功的。

那时拍电影，说现在要抢钱。

我不认为中国有好电影，但现在中国电影的最高质量不过85分。

南方周末:和电视剧相比，电影不会给你机会吗？

陈道明:不。 陈凯歌的《梅兰芳》里的齐山最早找到我，正好我不想演戏，后来凯歌找了孙红雷。 胡梅的“孔子”也找了我，在合同上签了字。 之后，我给她发了消息。 说了算了，我还不拍了。 之后周润发迎来了孔子。

我演的角色没有完美的设计。 例如，我必须扮演那些角色等等，我完全随和。 如果我想演戏的话，平时可能是不可能的戏，到时候我来接你了。

南方周末: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电影的剧本不好吗？

陈道明:不，有些剧本很好。 我不认为中国有好电影，但改革开放至今，没有真正的好电影。

南周末:为什么？ 你的好电影是什么标准？

陈道明:好电影应该讲一个完美的故事。 具有文学性、社会性和哲学性。 需要完美的表现。 看不见的手引导着观众。 有像水一样自然流动的电影画面，看不到有意的造势。 按照这个标准，我认为现在中国电影的最高质量不过85分。

南周末:你的这个标准包括那些电影？

陈道明:这样的电影太多了。 例如，包括《目击者》、《舆夫》、《毕业生》这样轻松的电影。 包括法国电影《蝴蝶》、美国老电影《断魂蓝桥》。

中国电影从品种、类别到拍摄的质量，真的不像中国足球那样，也没有跳出亚洲。

南方周末:你认为中国电影中的电影会得85分吗？

陈道明:我不想说，气人。 我认为中国导演的好年代还没有到来。 我们都是原纤维的纤夫。 不仅仅是电影，文学、美术、音乐也一样。 我们只有艺术家，没有大师。

中国电影现在也是作为广告和装饰来拍摄的，没有体系化，没有产业链，没有形成真正成熟的市场和制作班底。 包括我们的剧场设施在内，我们的习性没有形成。 我们拍电影受各方面的制约，每个编剧和导演都很痛苦。

我们的整体文化和电影设施没有达到举国文化。 说是快速发展电影文化，只是渴望政策的放松和解放，电影的繁荣和热闹是票房数字，真正成熟和健全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这个时代还没有到来。 我相信有一天会来的。

南方周末:我们在哪里？

陈道明:差在德，差在职业精神、文化精神。 拍《一个和八个》的时候，为了晒黑皮肤，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龙山水库做任何事，可以晒太阳一个月，烤小电影，拍四五个月的时间。 那时拍电影，说现在是抢钱，完全是两个时代。

那个时候我们拍了《围城》，10集电视剧。 按照现在的节奏，虽然花了一个月，但是我们拍了整整一百天。 那个时候还有创作。 现在没有这么多时间吗？ 我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我不适应现在这样两天一次，三天一次的模式。 我说了你们在做什么。 已经不符合基本规律了，制片人不管导演怎么拍，你一天都要消灭几页剧本！ 所以现在出现了很多烂东西。

南方周末:这是从西方学到的，制片人、监制通过监督控制进度和价格。

陈道明:但是，在美国这种做法大多是制作室内情景剧。 一个房间，电视台马上要播出，200集。 我们把这个切换体制变成中国，不管是拍电视剧还是电影，都用这个拍摄方法。

以前的老电影，例如《芙蓉镇》、《老井》，可能有缺陷。 电影的叙述很傻，没有那么多智慧，但是诚实美丽。 电影中的力量、力量很强大。

过去“便宜”就行，但现在任何便宜的东西都必须占领。 华丽，假贵族，温厚狡猾温厚，城乡结合部温厚，不尊重人。 你挺身而出，观众也以为和你一起蹲下。 现在的电影人不纯粹，20世纪80年代拍电影的认真气氛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