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重访“四堡”：被遗忘的清代坊刻文化辉煌

本篇文章5851字，读完约15分钟

年5月6日至10日，由上海信息出版局出版博物馆馆长林丽成组织，来自北京、上海和香港的学者去连城、四堡等地考察了那里的雕刻印刷出版博物馆 四堡是比较广泛的地域概念，位于福建省西连城、长汀、清流、宁化四县边缘，本名“四保”，含有“四县共保”的意思。 我记得四堡乡政府的驻地在雾阁，我们一到雾阁，就从当地雕刻印刷出版博物馆的负责人口中陆续听到“包袱雅( cynthia j. brokaw )”的大名。 曾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现在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以《功过格:明清社会道德秩序》一书而闻名中国学术界，199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发表了杜正贞、张林的中译。 作者长期在四个堡垒深入调查当时的雕刻印刷出版业，此后不惜15年的功绩，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的commerceinculture:thesibaobooktradeintheqingandrepublicanperie 这本书的英语版是2007年出版的，但是，虽然书的一部分章节是1997年以论文的形式先行发表的，但是学术专业书的形式，使包袱雅能够更详细地说明自己的构想。 四堡的雕刻印刷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很大程度上受这本书的影响 北京大学出版社于年发表了刘永华等人翻译的中文，题为“文化贸易:从清代到民国时代的四堡书籍交易”(以下简称“文化贸易”，引文仅标注页码)。 这本书分为两部分，上部的《四堡图书出版业和销售业》讨论了四堡书籍生产的结构和组织，记述并分解了四堡的出版业务和组织及其刊物上刻的书目和发行过程。 下部的《四堡刻本》以充分的证据具体探讨了这些刊物及其在清朝民国时期书籍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 丰富的文献和详细的野外调查中国像欧洲书商一样像美国文化史家罗伯特·达顿( robert darnton )这样的“启蒙运动的商业:〈百科全书〉出版史( 1775-1800 )”( Thebusinessofenlightenma ) 中国古代的书坊几乎没有保存那样完美详细的营业记录，同样，四堡出版业也没能留下那个系统的账簿和往来信件。 因此，如何研究中国古代的书籍史，如何重构四堡出版史，不仅需要重视保存的文献，还需要重视其他口述资料。 对此包袱雅将《文献考证法》和《田野调查法》结合起来，做了弥补书商具体记录不足的非常好的尝试 从1990年左右开始，作者将研究的乐趣转移到四堡印刷出版史后，多次前往当地乡村和四堡书商各地的销售网点，进行长时间的野外调查，考察当地印刷史的实物遗存(雕刻、刻本、印刷书房、印刷工具等)，从1993年开始到2004年 期间，她访问了漳州、南宁、百色等地，收集了四个堡垒的两个大家庭，即邹氏和马哈拉诺比斯的家谱，从而了解了民族移民模式和出版社的传记和行状。 收集这些家族诸子之间如何分配财产(包括雕刻版和印房)的文件，邹氏家族在40多个不同村庄的民居和村庄经营的补习班、书店、蒙学读物、书籍制作指南、小说、风水占卜书的账单，特别是被虫子吃掉、潮湿的文海 作者从现有的文书和账本上整理了100多种4个堡垒出版的书籍，以及这些畅销书的零售价和批发价。 这些关于家族文化生动的生命和生活史的调查使这部著作所包含的质量和量与研究欧洲书籍史的相应著作没有很大差异 四堡书商账本四堡曾经以其兴盛的雕刻印刷业闻名，四堡坊刻使用的都是雕刻印刷 四堡印刷业从明万历经历了清康熙一百五十多年的草创和迅速发展后，在干隆、嘉庆和道光三代一百一十多年间走向鼎盛时期 包袱雅的研究表明，十七世纪末，四堡至少有十三家书坊，其中八家在雾阁，五家在马店 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四座堡垒建立了46个新书坊，其中31座在雾阁，15座在马店(第62页)。 年，我们一行人也穿越了古镇雾阁村的大宅邸之间，参观了雾阁一村被称为“印笼里”的古书坊遗迹。 其间，风雨飘摇的风火屋，门楼竖立，屋檐弯曲，现在看不到满屋子的书，但好像还飘着书的香味。 那一年古镇四堡印书坊基本属于家庭工作室，大多由家族一代经营，呈现出家族性和民间性的显著特征 考察期间意思采购交错，我很快就被认为是雾阁村邹氏的子孙本家是同族，据说我们有共同的邹氏家族之源。 我们的分流在南宋，名为四堡的邹氏转移到明末和马屋村的马氏，成为经营四堡雕版印刷业的两个大家庭。 四堡印刷业衰弱中国雕版印刷衰弱的缩影 19世纪末，随着石印特别是活字印刷技术的传入，与雕刻印刷相比，石印和活字印刷可以更迅速简便地生产大量的复印件。 活字印刷需要很多复杂的设备，需要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的操作。 上海出版界是这些新技术的领袖，但位于“边缘”的四堡不能引进机械化印刷所要求的新技术、新设备。 因为这不太能匹敌 包袱雅还指出，四堡书本文化没落的另一重要原因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 四堡刊上刻的大量文件是八股取士的参考书和政策学类文献，教育体制改革和新版教科书的出版由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新式出版机构垄断，因此四堡社地方的一点分店脱离了本家书坊的控制，逐渐在乡重印基础教科书练习本的书店和上面 包袱雅对四堡坊刻文化盛衰的生动细节的描写，不仅使这本书充满了丰富的学术资料，而且激发着生动的生命力。 书籍贸易的文化网络“文化贸易”是包袱雅提出的重要关键词，也是全书的支点 作者讨论了四个堡垒的书籍生产和贸易，以这个关键词为中心展开了。 在四个堡垒的书籍交易销售网络中，集镇和乡村占重要比例 四堡接待的朋友多次讲述了当时四堡书商在路上遇到山贼的故事 邹维宗被公认为四堡第一批书的销售者之一 他的子孙拿着长途销售的书赚来的大量白银回四堡，途中他们遇到了山贼，知道他们是邹维宗的子孙时，山贼的头目突然跪在书商面前，邹维宗说是其救命恩人，每天把好吃的邀请书商送到匪窟 这个故事也见于包袱雅的记述(第176-177页) 四堡书坊遗址之间的通道，左边有一个大防火墙 “文化贸易”第六章详细恢复了四堡书商的书籍贸易路线 18世纪是四堡展开贸易互联网的高峰时期，作者首先指出来自苏州、桂林、江西、广东、广西、浙江等省的商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四堡购书。 另外邹氏、马氏的书销售也开始向广东、江西和浙江等相邻省运送书，进入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和江苏等省，开了固定的书店，父子、叔叔、侄子、兄弟一起上街买书。 四堡的书商南到达大陆最南端的广东雷州府，从西到云贵，进入越南国内 有些人开展海外贸易，去爪哇和暹罗(第136页)。 四堡位于清代图书市场等级末端的腹地，清代民国时期的四堡书商有很多复杂的商路互联网，粤边区是他们的起点，邹氏、马氏利用当时的一些长途运输轴线，其中包括超过三个客家核心区的道路 包括苏、湘、鄂、皖在内的中东路和中路。 包括苏、浙江、闽、粤在内的东南路和南路。 两粤东南路，以及赞、闽、粤相连的中路和东南路 四堡商人利用的路线可以说与中国总部六大区域中的三大区域华中——湖北、湖南和江西有关。 东南——福建、广东、广西西南——贵州、云南、四川(第146页) 但是，四堡书商进入的地区不是主要的城市和商业中心，而是任何人口最密集、最富裕的地区经济核心区。 四堡书商选择的是腹地府城、县城和集镇，四堡书商的销售网络渗透到作为区域市场系统下端的集镇和乡村，特别是渗透到过去书籍销售网络没有接触到的华南、西南内陆腹地和边远地区。 另外，作者观察了明清客家移民路线与四堡书商销售网络的相关性，客家移民路线在四堡销售网络扩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清代客家人居住的地区，也是接近城市核心的腹地 因此，四堡书商专门刻印了用客家方言写的书。 比如四堡马林兰堂刊的《采用杂字文》和康熙末年林宝树编撰的《一年采用杂字》(又名《元初一》)，后者是用浅白客家方言写的训蒙读物，全篇四千多字，以七言韵诗的形式讲述了福建省粤夏客家四季的生活、生活。 这种利用客家移民路线的经营战略，使四堡书商克服了作为经济、文化腹地在出版业中的不利地位，大幅消除了与其他地区出版中心的竞争，获得了比较稳定的利益和迅速的发展机会。 “文化贸易”将支配意识、贵族文化和下层社会纳入一个共同的语言中，上层古典文化如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和“康熙词典”、“辩解字”、“佩文韵府”、“楚辞”、李、杜、元、白、韩、柳、欧、苏等 “大众文案文化”和“四堡模式”为了让参观者直观理解四堡坊的时刻，雕刻印刷出版博物馆设置了参观者可以实践的雕刻实物，我们在这座雕刻上涂了墨，盖章了画。 中国在北宋时代发明了泥活字，但直到清末活字印刷还没有成为中国印刷出版业的主流。 原因是北宋时期布衣毕升泥活字的发明及其后的运用开始的 元朝的王瑾曾经制作过木活字和转轮排字架，南宋和元代也一点一点地出版了木活字的印刷本，之后也出现了锡活字、铅活字、铜活字等金属活字 但该技术尚未普及，清末《增订四库简明目录表》所着历代书籍七千七百四十八种，两万册，其中活字印刷本只有二百二十册 理论上，中文活字印刷比雕刻印刷效率高，但汉字是表意复印件，存在很多同音的异义词，活字印刷书至少需要数万字的字范围，从技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价格太高，对于印刷量少的书籍用雕刻印刷 雕刻印刷的优点是出版社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估计和调整印刷数量，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原本只需印刷新书，活字印刷中的重新印刷就意味着必须重新打字，投入相当大的精力， 这也是活字印刷从宋代印刷本文化形成以来，到19世纪初为止，雕刻印刷没有完全取代的理由 在四堡雕版博物馆供参观者实践的印刷版《文化贸易》的书下部主要讨论“四堡刻本”，达一百七十页，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 根据版本学，四堡坊刻本似乎价值不菲。 大部分不仅印在廉价的毛边纸上，开本小，纸面排字拥挤，而且出现错字、脱字时，雕刻版印得过度，磨损严重，字模糊。 包袱雅在书中提出了“大众文案文化”( popular textual culture )的概念，这里的“大众”是“大家都知道”的意思，认为“大众文案文化”是各阶层共有的、以文案为基础的文化。 四堡坊刻本为理解清代的“大众文案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解读模板 作者进一步提出了“四堡模式”的概念，强调了由于四堡坊刻本的布局和价格低廉，渗透到很多下层读书人中的可能性。 很多福堡坊都在雕刻书，尽量在小开本的版面上添加复印件，为复印件提供分隔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比较难的复印件。 而且，这些书的价格往往只是其他地区出版物价格的一半。 连销售人员都可以买到(第360-374页)。 这种“四堡模式”对清代坊刻出版史有其典型意义 四堡坊刻的《大众文案文化》，除了幼儿启蒙读物《人家日用》《三字经》《弟子规》《增广贤文》《幼学故事琼林》《千家诗》《唐诗300首》《四书集注》等普通书籍之外，还有明清小说、历代文学评论、医药、历法、魔女、星卜相 作者在书中用整整三章的篇幅分别讨论了教育类、礼仪医药占卜指南类、小说和纯文学类三部分的着作。 多种多样、包罗万象的三套书正好构成了四个堡垒“大众文案文化”的主要系统:教育类包括蒙学、杂字、幼儿学、文范、诗选、四书五经等。 礼仪医药占卜指南类包括实用类书、家礼、药书、医书、通书、风水书、星相指南、善书等指南类书。 小说和纯文学类包括小说、戏曲、歌集、诗集、书画集等文艺类书籍 这三种可以看作是清代书籍文化整体的缩影，比如《四堡模式》的大众文案文化包括古典启蒙读物、四书、部分五经、唐诗、古文杰作选等，可以看作是科学考试的教材。 这些读本部分是反映中国人宇宙观、核心伦理标准、审美价值观及民族史学观念的礼仪手册、书信制作指南、日用类读本指导中国人如何说话、服装、待人接物、文案，个人与家庭和谐的社会 医药书简洁明了地说明了维持体内阴阳平衡的方法，精算师的指南书说明了理解和掌握宇宙力量技能的方法。 善本也向粗通文墨者传达经书的微言大义。 文白语言混合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共刊本、《三侠五义》、《彭公案》、《施公案》等向无法阅读《史记》和其他正史的网友传达历史教训，唱本、故事、地方剧提供了说教性的道德文案。 作者认为这些清代文化连续体中属于下层的作品整合为所谓的大众古典书籍文化的一体(第372-374页)。 那一年的墨盒现在成了居民的蓄水池 再现四堡坊刻文化的光辉四堡在清代创造过坊刻文化的光辉，但似乎长期为出版史家所遗忘。 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一句话提到四堡，专门研究福建出版的谢水顺和李珽的《福建古代刻书》也只有一节讨论四堡的书坊。 现在，四个堡垒留下了极少数模糊的痕迹。 富裕出版社建造的房子，和有点零散迅速腐烂的雕刻、书籍和印刷工具。 “文化贸易”作者首次通过《文献考证法》和《野外调查法》的结合，在大量第一手资料和现场采访中考察，阐明了四堡本书生产的结构。 从四堡坊刻本的书写成形、校正细胞核、刨花制胚版、雕刻印刷版到裁剪纸、调墨、印刷、折叠、分册、装订、榨书、切光。 经过数百年的快速发展，重建了干隆、嘉庆、道光三代进入鼎盛时期的古镇“四堡模式”和四堡数百中小书坊星罗棋布的“大众文案”的坊刻定点销售和倾销的网络系统，“江南垄断、全国营销、海外广播 日本着名学者井上进在《中国出版文化史》的后记中这样写道。 “在我看来，清代的出版文化直到清末，也就是进入近代，最终没有产生新的东西，没有产生超过明代的东西。 单凭刊刻技术和制作的精良立场，清代确实不能提供与宋版匹敌的善本，可能比不上明代。 但是，我们改变了思维立场，四堡的坊刻可以展示清代出版业的另一个丰富水平，即清代的书籍产品，无论从著作的产量方面，还是书籍影响的幅度方面，都远远超过了以前的时代，清末民初西学出版这一丰富 四堡的研究提供了书籍文化在清朝乡村特别是远离城市文化、商业和行政中心的乡村腹地的销售和流通的实际情况，提供了大众文案文化渗透到这些地区的深度和广度和社会影响。 通过这项研究，作者成功揭示了清代印刷文化的两个重要趋势。 一是雕刻坊在地理上延伸到迄今为止学术界没有接触过的乡村内地和边远地区二是四堡坊刻本如何在社会层面上最渗透下层网民群体。 “文化贸易”的优点很明显，作者的研究视野和做法都值得借鉴。 当然，为了寻找缺点提出批评意见，我认为这些乡村内地和边远地区的下层网民群体的研究还不够充分，还有进一步深入展开的馀地。 [美]包袱雅:《文化贸易:清代到民国时代的四堡式书籍交易》，刘永华、饶佳荣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年7月版 (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