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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艺术手册】丰云 | 灰色的梦想——论新移民文学中的“底层书写”
在新移民文学 1 的数十年历史中，被书写的主人公以中产阶层、知识分子形象居多，这或许与新移民作家群体的自身阶层属性有关。目前较为活跃的新移民作家大多是通过留学、访学等途径出国定居的，在经过数年奋斗后，基本上生活稳定安逸。阶层属性决定了很多人的书写更关注中产阶级文化，更擅长表达中产阶级心声。相对而言，这些作家对底层移民的关注不多。虽然在大量的新移民小说中都有对主人公端盘子以及做保姆、流水线工人之类的辛酸生活的描写，但由于这些主人公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他们的这种底层生活通常是短暂的，是成功前一段委曲求全的日子而已，因而他们本身并不算真正融入了底层。通过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相关研究可知，海外华人新移民群体中，有很大比例是底层移民或者说劳工阶层。在淘金时代，涌向海外的华人群体主要身份就是华商和劳工。改革开放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赴外留学，他们的事业成就、他们的留居与“海归”都更容易引起媒体的关注。但其实，与他们一样络绎不绝奔赴海外的还有大批劳工。无论是通过偷渡还是合法的亲属移民、劳工雇佣，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底层移民加入到海外华人群体中。他们在海外数量庞大的中餐馆以及制衣厂、鞋厂等所谓“血汗工厂”中谋生和发展，甚至也有一定数量的女性被拐骗从事按摩服务和性产业。在他们中间，有少部分人确实通过胼手胝足的拼搏，最终摆脱了贫困，成为中餐馆老板、商人、工厂主，跻身中产阶级，但更多的人因种种原因始终挣扎于艰苦的劳作中，困顿于合法身份获取的歧途上。对于这一群体，新移民文学虽有所涉及，但关注与书写尚有所不足。而在自己留居的国度，新移民作家通常也更关注身边的中产阶层，对当地底层居民认知较少。在这种情形下，当一些新移民作家将敏锐的触角探入到底层群体中，为我们留下几帧色彩别样的快照，就显得格外可贵，如钟宜霖（英国）的《唐人街：在伦敦的中国人》、夫英（美国）的《洛杉矶的家庭旅店》、刘加蓉（美国）的《洛杉矶的中国女人》、沙石（美国）的《玻璃房子》、曾晓文（加拿大）的《金尘》、陈河（加拿大）的《在暗夜中欢笑》《红白黑》、枫雨（美国）的《八零后的偷渡客》、范迁（美国）的《桃子》、少君（美国）的《少年偷渡犯》、陆蔚青（加拿大）的《纽曼街往事》、李彦（加拿大）的《泥藕的羞惭》《吉姆老来得子》、二湘（美国）的《罂粟，或者加州罂粟》、穆紫荆（德国）的《老猫旺空》等作品。
这些新移民文学中的“底层书写”，值得研究者关注和解析。
钟宜霖的《唐人街：在伦敦的中国人》 2 描写的是伦敦一个非正式的唐人街——一条居住者大多为华人的街道。叙述者作为即将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为了撰写毕业论文租住在这里的一栋群租房内半年有余。全楼十几个住客，几乎都不懂英文，大多是偷渡而来或失去合法身份后“黑”下来的，从事的也多是非法的工作。由于很多住客属于短租，于是叙述者得以冷眼旁观来来往往的房客们：他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中国乡村借了高利贷偷渡到英国的。譬如中餐厅厨师阿光，在英国打黑工十几年，东躲西藏，积攒的百万金钱都寄回国内给家人盖房装修，购买高档家私，自己却俭省到连一块钱的袜子都舍不得买；卖盗版光碟的春生，花费20多万人民币偷渡到英国追寻梦想，却一事无成，过着没有爱情、没有未来的渺茫日子；下岗工人老尉夫妇，先是偷渡到南非淘金，辗转来到英国后以卖盗版光盘为生，为了省钱，厚着脸皮违规购买优惠的家庭地铁票，为了得到合法身份，花费昂贵的律师费提交难民申请；从福建偷渡来的青哥，卖K粉、赌博、做蛇头；蛇头老朱，同时是伦敦最大的盗版碟批发商。另一类是来自中国大小城市的青年男女，他们留学失败，身无所长，一文不名，无法回国面对家人和朋友，无奈地混在英国。譬如北京男孩林琦，出身殷实的单亲家庭，13岁离开母亲到英国留学，因无法适应英国的学习而辍学，在餐馆中做服务生，前路迷茫；妓女阿宝，来自东北的普通人家，父母追逐潮流、倾尽家财送她出国留学，她却在荒唐的生活中迅速挥霍了所有学费，无颜归国，万般无奈下沦为妓女；来自河南的张来，留学失败后，在唐人街做起了二房东，既有滚滚而来的金钱，也少不了华人黑帮的威胁、打砸。
《唐人街：在伦敦的中国人》仿佛移民版的“72家房客”，房客们各有悲喜人生。偷渡客为了出国所费不菲，基本都是借高利贷。他们没有合法身份，更不懂多少英语，在英国只能从事非法工作，涉足的都是地下产业。虽然处在经济链条的最低端，但有赖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以及地下产业的税收逃避，他们在收入上并非都比合法职业少。不过，朝不保夕的生活境况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处在一种持续的紧张状态，一方面积攒着每一分钱，一方面却不得不进行某些方面的“高消费”——因为没有合法身份，不管是租房，还是签手机租约，都无法正常进行，只能以不正常的高价在华人群租房内栖身。尽管如此，他们大多依然善良乐观，为了最终的合法身份或代表梦想实现的足量金钱而不懈地奋斗着。而由于留学失败被迫滞留国外的非法居留者，则是改革开放几十年间从未退烧的留学潮中经常被忽视的“炮灰”。他们主动或被动地卷入留学潮，却并不具备完成学业的素质和能力。光宗耀祖的文化传统让他们进退维谷，被甩出留学生活的正常轨道，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只能麻木或绝望地随波逐流，一任生活将自己带往未知的终点。作者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着合法身份的旁观者注视着这些非法移民的日常生活，但却没有预设道德立场，诙谐的行文中反而弥漫着深切的同情与理解，透过她截取的房客生活片断，我们得以窥见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拥抱全球化的浪潮中，那些缺少知识资本、经济资本的底层民众是如何渴望通过国际迁移来改变人生、实现梦想的。
夫英的《洛杉矶的家庭旅店》 3 与《唐人街：在伦敦的中国人》取材接近，同样写一个华人移民群居的处所——一家名为“东北安乐窝”的家庭旅馆。这种家庭旅馆不仅为刚刚抵达美国、经济拮据的新移民提供了方便的栖身之所，而且还能有偿为不懂英文、不谙美国法律的新移民代办驾照、身份、求职等事宜。其经营方式其实属于违规的地下产业。《洛杉矶的家庭旅店》取全知视角，粗线条地扫描生活在这里的成员们：店主郝大脑袋在经营家庭旅店的同时暗中从事倒卖香烟和大麻的生意，妻子沈佳红年轻貌美，为了绿卡而委身于他；房客窦艳，离开丈夫、孩子，独自来美打拼，一心要把丈夫、孩子带来美国，孤寂中与房客蓝海同居；蓝海，因妻子出轨，为逃避人生的失败而移民加拿大，又偷渡来美，希望靠打工积累钱财买房安居、开餐馆；年过半百的单身女性许玲，到处寻觅目标，一心想在美国作百万富婆；还有黄粱、韩天一等，都是孤身在美打拼的当代淘金者。围绕着“东北安乐窝”的还有嗜赌如命的按摩店店主亚当，从事设计工作的白领雪儿等，他们不知道来美国到底追求什么，只是为了躲避国内生活的不愉快而走上移民之路。最终，“东北安乐窝”被关闭，围绕着“东北安乐窝”的这些底层移民各自沿着命运的轨迹滑行。沈佳红得到绿卡后就红杏出墙，并通过制造家暴假象，达到了卷款离婚的目的；郝大脑袋黯然离开洛杉矶，漂泊外州，最后打算回国；蓝海虽然通过努力拿到了绿卡，也积攒了一些钱财，但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也开始产生回国生活的念头；许玲活成了满心怨毒、到处生事的万人嫌，依然没有脱离底层；窦艳将丈夫、孩子办来美国后，却婚姻破裂；亚当输尽家产，从店主变为雇员；韩天一返回国内，过上了知足常乐的平淡日子；黄粱一家终于在美国团聚，继续为买房奋斗。这些底层移民，都是怀揣梦想来到美国，一心渴望在美国改变命运。但他们都是身无所长的普通人，梦想大于能力，因此多年打拼，只能在勉力生存，并没有使自己的生活发生本质上的改变。
《洛杉矶的家庭旅店》没有营造梦想终究实现的瑰丽幻景，而是呈现了底层移民生活的另一种真相，在众多新移民小说中是较有特色的。只是作者的笔墨过多地放在了房客间的感情琐屑上，对底层移民的生存困境、生活艰辛缺少细节展示，甚至对移民最为棘手的绿卡问题，也语焉不详，而他们的精神困境也仅表现为私人的情感和性爱迷茫，对其他方面，展现极少。或许，这也是中产阶级写作者与真正的底层生活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隔膜与疏离的缘故。
沙石的短篇集《玻璃房子》中所塑造的人物都是移民中的失意者，寂寞的单身花匠、失恋落魄的作家、心态畸形的理发师、妻离子叛的倒霉父亲、在种族歧视压力下心力交瘁的职员等。这些移民群体中的灰色个体，精神世界里常常阴霾重重、晦暗压抑。《玻璃房子》和《窗帘后边的考夫曼太太》是这部小说集中最能体现作者叙事风格和关注重心的作品，有着相似的主题和人物关系。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花匠：阿德和老孟头。他们同是被妻子抛弃的中年单身汉，知识水平很低，且其貌不扬、性格内向，收入仅够糊口。在他们沉默寡言的外表下，都掩藏着强烈的性渴望。而他们欲望的指向目标都是富有阶层的白人女性。阿德夜夜对着墙上的画报美人失眠，但当性感的金发女子伊丽莎在泳池边主动勾引他时，他并没有顺势就范，而是坚持要在伊丽莎家的大床上而不是游泳池边进行性事，他认为那样才“更具有政治意义” 4 ，即被歧视的华裔在身体上占有白人的象征性意义。沉默寡言的老孟头，每天听着女主人考夫曼太太淋浴的声音意淫，时常伺机偷窥女主人卧室，亵玩女主人内衣，甚至发展到排斥女主人的男性朋友，更加厌恶女主人作为性爱对象的爱犬，直至最后将其杀死。
这两个故事不乏荒诞，但在荒诞之下，却又渗透出一种悲凉。它们以另类的方式揭开了种族区隔、阶级区隔之下底层移民的精神压抑。由于底层移民大多来自乡村或城市的平民阶层，教育的匮乏，语言能力的不足，使得他们在移民后只能从事低工资、低福利的体力工作，甚至是无福利的黑工。移居地的繁荣与自由对他们而言更像是豪华商场的橱窗，仅供展示，无法触摸，遑论拥有。他们与周围世界的关联大多仰赖有限的中文报纸和电视，他们的社会交际也往往局限于同阶层的少数同胞之中。飘零在异域他乡，“这些离乡背井的移民工人再也得不到传统乡村的相互依存体系的保护” 5 ，成为异域场景中迷茫的个体，疏离于周遭的文化场域。经济的窘迫、语言的隔离，相对封闭的生活，必然带来一定程度的精神压抑，这往往催生出种种相应的精神应对策略——对本土上层女性的性幻想、渴望即其中一种。
如阿德和老孟头这样的单身男性，不仅在经济生活中处于底层和边缘，而且在异域遭受到婚姻的挫败：妻子在金钱、绿卡等利益的诱导下投向异族男性的怀抱，使得他们对异族女性怀抱一种掺杂着征服、报复等复杂情愫的性渴望、性幻想，企图以此平复自己的失衡心理。但对于底层的男性来说，上层社会的女性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此，由于得不到而贬损其道德，甚至将其妖魔化，就成为他们的另一种心理应对策略。伊丽莎由于受到丈夫冷落就去勾引陌生的花匠，考夫曼太太则变态到宁可与狗做爱也拒绝委身真正的男人。耸人听闻的荒唐故事，折射的是备受压抑的底层群体的扭曲心态。
此外，刘加蓉的《洛杉矶的中国女人》 6 展现的是移民群体中普通女工的凡俗生活。主人公叶秀知青出身，没有高学历，移民美国后，英文不好，只能从事辛苦的体力劳动，工作更换频繁，经常同时打两份工。她身边的孙红梅、周小云等都是如此。他们没有不切实际的追求，所有忙碌都只为守住一个安稳的小家。虽然作品把主要笔墨集中于婚姻家庭生活的“茶杯风波”，但叶秀奔波忙碌的日常生活和她的交际圈，依然为读者客观呈现了华人移民劳工阶层的生活面貌。
作为华人移民生活的记录者，新移民作家在书写中产阶级移民追求个人价值实现的执着和奋进之余，能够突破自己的生活经验，穿越阶层，注目全球流散人口中的底层群体在焦灼和迷惘中的挣扎，透视他们精神世界中的千疮百孔，是非常有价值的书写。
在新移民文学中，有多部作品，如曾晓文的《金尘》、陈河的《在暗夜中欢笑》《红白黑》、枫雨的《八零后的偷渡客》、范迁的《桃子》、少君的《少年偷渡犯》等，都明确涉及到了华人移民生活中经常讳莫如深的地下生态链：偷渡以及偷渡后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途径获取居住国合法身份的运作过程等——这是每天都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运行着的黑色或灰色产业。这条地下生态链上，有获利颇丰的黑帮，有利用法律漏洞从中牟利的律师，更多的是裹挟其中悲喜交加的非法移民。这些作品，将偶尔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事件，具象化为一个个跌宕起伏、悲喜交加的传奇。
曾晓文的中篇小说《金尘》 7 对偷渡这条地下生态链上的几个重要环节进行了扫描。作者通过蛇头青姐的葬礼，将蛇头、偷渡客和参与牟利的律师有机联结起来。青姐是华人蛇头中的“大姐大”，先后组织过几千个福建人偷渡到美国，后来被判处36年徒刑，病死在美国监狱中。女留学生陶霏，因经济原因中途退学，为了生存，伙同白人律师金西，从事为偷渡移民骗取绿卡的业务，虽然曾经赚得万贯家财，但终究事发入狱，出狱后与儿子相依为命，过着平淡的生活。陶霏的前夫炜煊，以冒名顶替的“偷渡”方式到达美国，混迹在华人印刷厂打工，毫无前途，最终返回国内，依靠前妻的匿名投资翻身，成为知名导演。福建农民财仔，依靠青姐偷渡到达美国后，通过陶霏的运作获得绿卡，在美国扎根，生下5个儿子，成为中餐馆老板，是偷渡客梦想成真的典型。偷渡女阿芸却是另外一种典型，由于丈夫没钱付青姐的赎金，她担心被“撕票”而逃离，却被陶霏出卖，被青姐手下的打手砍掉了脚趾并被强奸，之后上吊自杀，魂断异国。阿芸的丈夫江哥同样是偷渡客，在美国既发过财也欠过债，起起伏伏，始终是非法移民。参加葬礼的偷渡客，许多都是江哥这样的非法居留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踏上偷渡旅程，“黑”在美国，四处漂泊。合法地居留，安居乐业，就是这个群体最大的梦想。
此外，陈河的《在暗夜中欢笑》和《红白黑》都涉及到了偷渡产业链。这虽非作品的主线，但我们仍能从中了解到华人偷渡到欧洲的路线和方式等运作细节。《在暗夜中欢笑》的女主人公柳银犁是福建山区的农民，在自己数次失败的偷渡中对偷渡生意产生了兴趣，于是鼓励丈夫一起做起了偷渡蛇头，希望靠此赚到快钱，然后再回归正当生意。柳银犁表面上在阿尔巴尼亚从事商品零售，暗地里却是穿梭于中国和乌克兰、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等欧洲国家之间的女蛇头，“整天缠绕在偷渡、绑架、越境等事情之中”，“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暗” 8 。虽然她与阿尔巴尼亚的华商李布互相吸引，奈何李布无法放弃自己的婚姻，他们的婚外恋情最终不了了之。她最后追随包工头彭三程去了非洲。《红白黑》中的秋媚是比柳银犁更具能量的女蛇头，掌控着一条从中国穿越越南，或者蒙古、俄国、乌克兰，或者泰国，最终通过阿尔巴尼亚到达意大利的偷渡链条。她用黑钱在法国开设的餐厅获得成功后也曾萌生退出黑道的念头，但“多年来她用尽心血构建的庞大的偷渡网络就像一张蜘蛛网一样，也网住了她自己，使得她无法脱身” 9 。由于偷渡船发生沉船事故，她的偷渡组织受到欧洲各国和中国政府的打击，她不得不在非洲躲避了数年。后来，因为对故乡的强烈思念，她冒险回到国内，最终落入法网。
陈河的这两篇小说涉及到的偷渡细节，与社会学和移民史的研究是一致的，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和全球化浪潮的持续涌动，将大量渴望通过向外迁移来发财致富、改变命运的中国农民拉扯进了偷渡的生态链条之上：“苏东解体后边界重构给中国移民提供了特殊的机会，来自中国的商人、投资者、工人和农民及时充分地利用这一特殊机遇，进入东欧谋求发展，接着又从东欧向南欧、西欧、北欧流动。……移民进入那些国家的重要诱因是他们为移入国所需要，是因为移入国能够为他们提供务工谋生挣钱的机会。” 10 由于很多欧洲国家移民政策的限制，使试图去欧洲寻找机会的中国移民不得不采取“难民申请”的手段达到曲线移民的目的，由此形成了将偷渡者、蛇头和移民律师勾连在一起的跨国生意，成为当今世界多国的社会难题。
枫雨的《八零后的偷渡客》 11 和范迁的《桃子》 12 则都是从偷渡者视角展开的故事。《八零后的偷渡客》中，年轻偷渡客朱焕章是为了追随先期偷渡到美国的青梅竹马的远房表姐而踏上偷渡之路的。经历了危险的海上航程、陆路越境、拘留所囚禁后，他被表姐保释，又在蛇头运作下申请到了“宗教迫害”政治避难，终于实现了留居美国的梦想。他投奔了已经结婚的表姐，除了在餐馆打工，还参与到表姐夫的非法生意中。最后，当他在机场接货的时候，在观看电视屏幕上播放的偷渡新闻时，落入法网，颇富讽刺性。而与他一同偷渡的朋友路大勇，为了谋生做的是为人不齿的赌场“跑客”，且不得不放弃当初偷渡时与恋人小翠结婚的梦想，准备与有绿卡的老乡结婚。两个为了实现爱情梦想的偷渡客，就这样在异域的土地上与梦想背道而驰。
范迁的《桃子》则聚焦偷渡客的黑色生活。叙述者“老大”和“歪嘴”李一山、栾军在国内都从事普通体力劳动，生活困顿，前途晦暗。他们因曾经从军的背景而被黑社会延揽，成为职业杀手，并招揽了赌徒臧建明入伙，成为一个杀手小集团。身份败露后，他们先后偷渡到达美国。他们本以为美国是一个遍地黄金、可以自由驰骋的梦想之地，但美国对一无所长的他们却毫不友好。仅有的存款被骗后，又不愿长期在底层从事苦力工作，他们最终重操旧业，抢劫杀人。臧建明殒命街头后，李一山想脱离黑道，与恋人桃子过平凡生活，但为团体所不容，桃子被杀，他也绝望自尽。“老大”最后也终于被捕，一个偷渡客杀手集团灰飞烟灭。
少君的《少年偷渡犯》具有一定的纪实性，也可以说是一份对偷渡生态链进行全方位扫描的研究报告式作品。叙述者是已经实现财务自由的华人移民中的成功人士，他选择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开始自己的退休生活。但刚刚安顿下来，就不得不接受朋友之请，为国际难民救援组织调查一个设在凤凰城的少年偷渡犯收容所中的人权状况。通过这个调查行动，叙述者不仅接触到大量关于偷渡的背景资料，而且目睹了少年偷渡者在收容所内的生活状况，了解到美国处理偷渡事务的详细流程。作者通过新闻报道、图书摘录等各种形式，将很多资料和信息拼贴在作品中，为读者提供了一份详实的调查报告。作者特别分析了偷渡犯罪的复杂性，以及日益严重的原因所在——多方利益的纠结。比如，偷渡人口抵达的目的国，并非表层显现的受害者。事实上很多西方国家“为了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获取廉价劳动力而制定不适当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或出于政治需要采取不适当做法，诱导乃至鼓励非法移民，加剧了这种现象的发展” 13 。因为“西方国家……认为这些非法移民既满足了社会生产的需要，又不会占用政府福利开支，由此在这些国家里产生了惨不忍睹、水深火热的人权死角，使偷渡者不仅经历死亡考验，还要长时期遭受剥削，不少人还被迫走上卖淫贩毒的绝路”。正因如此，偷渡犯罪屡禁不绝，并且是“全球有组织犯罪活动中增长速度最快的行当……” 14 少君的写作一直偏于纪实，《少年偷渡犯》与《人生自白》等，均具有风格上的延续性，资料嵌入偏多，且整合不够，导致文学性稍逊，但作品关注在华人移民群体中身处底层的偷渡者群体，并以一个调查者的视角，提供了较为客观中立的认知，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金尘》《在暗夜中欢笑》和《红白黑》中的蛇头都是女性，《少年偷渡犯》中提供的资料中也有女性大蛇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或许它们都取材于共同的时事新闻。但蛇头的形象在这几个文本中并不一致。《金尘》《在暗夜中欢笑》和《红白黑》中的女蛇头都有着日常化的脸谱，而《少年偷渡犯》则通过资料和人物叙述，揭示出了蛇头残忍暴虐的一面。将他们并置共读，我们或可更充分地认知这一黑色产业链条中的操控者群体。
偷渡者躲在公众视线之外的人生，其实与当初的“下南洋”并无本质区别。他们身处异域，由于语言能力欠缺和合法身份阙如，大部分人几乎没有能力融入居住国的文化和正常生活，其生存依赖的依旧是华人的社会网络，尤其是地下网络，被迫承受高昂房租、超时工作和华洋黑帮等犯罪集团的威胁。“这些人构成了西方社会中一个新的、弱势的城市劳动力群体。” 15 与之相对的是从事跨国偷渡生意的蛇头、黑帮集团和移民律师团体，他们在这条年贸易额高达数十亿美元的黑色产业链条上攫取暴利。上述几部作品虽然角度不同，但都聚焦了偷渡犯罪和偷渡者的困境，使得这一伴随移民历史而生的问题不再是移民文学创作中的“房间里的大象”，而是成为记录移民历史和移民群体悲欢的一个重要侧面。可以说，这些作品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彰显了移民文学存在的价值。
在诸多底层书写中，陆蔚青的《纽曼街往事》、二湘的《罂粟，或者加州罂粟》、李彦的《泥藕的羞惭》和《吉姆老来得子》等作品都属于新移民文学中的跨族群书写，或者说是“在地叙事”，因为这些作品聚焦的不是华人移民本族群的底层，而是所在国本土居民及其他移民群体的底层，关注他们具体、日常的生活状态，观察他们精神世界中的悲喜。这种书写为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新移民文学发生地的社会面貌提供了重要的样本，因为“如果不了解海外华人定居于其中的那些非华人的生活、传统和态度，就无法理解海外华人的经历” 16 。
《纽曼街往事》从一个开便利店的华人移民刘祥的视角展开，描画了一群靠社会福利金混日子的加拿大酒鬼：阿瑟、皮埃尔、吉米、鲁尼、吉娜、杰克等。作为公民，他们坦然享受着加拿大优厚的社会福利，却不事劳作，醉生梦死。他们合租的公寓纽曼街25号，被叙述者称为“酒鬼居”。这些酒鬼衣衫不洁，浑身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汗臭和烟酒气味，除了房租，几乎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喝酒享乐上，“他们不再用救济金买食品，连面包牛奶都不买，他们去食品救济站或避难所去找吃喝，到穷人中心去找衣服和日用品，他们集中力量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享乐……喝酒，找姑娘……有时还买色情杂志……” 17 没有钱的时候甚至偷酒喝。同住的残疾人托尼死了，酒鬼们不是悲伤而是狂欢，因为可以花掉托尼的钱痛饮啤酒。圣诞夜，因为喝酒发生争执，杰克放火烧了房子，酒鬼们宁肯在没有暖气和照明的废墟中苦挨，也不肯花钱去租房，直到被房东赶出家门，流浪在公园，毛发蓬乱，状似野人，却依然终日烂醉。这些酒鬼也曾是体面幸福的人，但往往在遭遇了诸如失去孩子、生意破产等生活重大变故之后，无法摆脱痛苦，从此逃避在酒精的麻醉之中。最终，酒鬼们有的重病而死，有的糊里糊涂进了监狱，也有的终于摆脱这种沉沦状态，重新走入生活的正轨。叙述者对待酒鬼们的态度，从厌恶和鄙视，逐渐变为宽容与同情。因为他们虽然都是意志薄弱、自甘沉沦的失意者，但也有善良之处。酒鬼吉米在失火后被迫离开纽曼街，住到很远的东区，却在每个月领到救济金后，穿越大半个城市坚持回到刘祥的小便利店买酒。因为在他的心里，已经把刘祥当成了朋友。叙述者刘祥是一个受了高等教育的新移民，寄身便利店不过是暂时的糊口之策，时机合适时，很快就会回到学校学习，拿到学位后成为收入稳定的专业人士。但五年的便利店店主生涯，改变了他对加拿大本土底层居民的认知。因此，当他在新年夜再次见到酒鬼阿瑟时，没有厌恶和鄙视，而是感到深深的怜悯。衣食无着的酒鬼阿瑟，与独自在异国打拼的他，其实同样体味着一种精神的孤独。
李彦
二湘的《罂粟，或者加州罂粟》 18 则把目光投向了同属亚裔的其他族群，关注难民群体的精神痛苦。小说中的阮华勇，是从越南偷渡到马来西亚，之后移居美国的越南裔华人。1979年的排华浪潮爆发后，他们一家不得不选择偷渡离开越南。12岁的阮华勇作为家庭偷渡的先遣，不得不独自踏上偷渡的危险旅程。途中海盗的劫掠、偷渡船上濒临饿死时发生的食人惨剧、马来西亚难民营中的生存搏杀等，都给少年的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使他无法与亲人之间建立正常的情感联系，也在他的身体中埋下了暴力的种子。成年后，由于职业发展屡屡碰壁，他不得不加入军队。但这不仅没有改变他的人生处境，反而由于在阿富汗战场上亲历的杀戮与死亡加剧了精神创伤。同时，女友玉燕由于无法战胜偷渡船上被轮奸的心理创伤而自杀的悲剧，更是对他的致命打击。退役后的阮华勇，由于严重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一直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生活漂泊不定。多年来不断累积的痛苦，像巨大的黑色阴影，一步步蚕食着他的精神世界。最终，他因精神崩溃而绑架人质，被警察击毙。阮华勇从动荡的越南到达美国，以为可以寻到理想生活的锚地，但残酷的偷渡旅程带来的创伤却伴随了他和女友终生。他们没有能力战胜这种创伤，也没有得到社会有效的帮助，最终毁灭在他们历尽艰难抵达的梦想之乡。
李彦的《泥藕的羞惭》 19 和《吉姆老来得子》 20 则属于比较温馨的跨族裔故事，描写的都是大学校园中通常不为人关注的勤杂工的生活。泥藕（Neal）是一个70岁的黑人清洁工，17岁移民到加拿大。妻子、女儿因为他当年抽大麻而跟他断绝关系。他孤身一人在大学校园里工作了数十年，独自打理着自己的生活。泥藕并不是一般人印象中的“瘾君子”，他对待工作认真而充满热情，利用一切机会锻炼身体，坚持健康饮食。与一般老人的倦怠、迟缓相比，“灵巧得如同一只蚂蚱”。他会为了在垃圾桶中捡走了叙述者丢弃的茶叶盒而羞愧道歉，但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则并不愧悔，其中的悖谬令人感慨。《吉姆老来得子》中的故事更为温情。吉姆曾经读过航空学校，也取得了运输机飞行员资格，但在与大他10岁的装配工妻子邂逅以后，为了妻子而留在小城，做了小学校园中的勤杂工。他将妻子的两个儿女视如己出，抚养他们长大，供他们上学，又陪伴身患癌症的妻子“熬过与疾病抗争的漫长岁月”，直至送她离开世间。20多年里，他一直安于在这一行中勤恳工作，终于凭借责任和能力成为叙述者所在大学的后勤主管。年过半百的吉姆与年轻的菲律宾姑娘再结良缘后，憨厚内敛的他竟因年龄差距过大，羞于为人所知。这与一般男性热衷炫耀妻子甚至情人青春的情形大相径庭，令叙述者感慨万分。
此外，穆紫荆的微小说《老猫旺空》 21 与《吉姆老来得子》一样，是短小而温暖的跨族裔故事。《老猫旺空》中的旺空太太，是一个七十多岁的独居老人，为了生活，在退休后还承担着三家公司的清洁工作，所得虽然不多，却始终兢兢业业。最难得的是，旺空太太尽管物质上很窘迫，精神上却很富有，热情拥抱生活，在不多的收入中千方百计省下钱到汉堡去看一场高水平的歌舞剧《猫》。她热情而丰富的老年生活，感染了无精打采混日子的叙述者，令她改变了生活的态度。
《纽曼街往事》中那些生活不堪的酒鬼，与《罂粟，或者加州罂粟》中的阮华勇都是无奈堕入底层的失意者。他们是华人移民在移居生活中时常会遭遇的群体，是移民追梦生涯中的反面教材。而泥藕、吉姆、旺空太太，也是华人移民在移居国常见的平凡的劳工阶层。但这些底层居民作为主角出现在新移民小说中的几率相对来说并不高。因为通常来说，“通过跨国迁移改善个人的生存状况，实现个人的理想和希望，是众多普通民众走上移民道路的基本动因……” 22 因而社会地位、财富金钱等物质意义上的成功往往是移民群体最为看重的。对那些没有身份、语言的困扰却生活失败的当地居民，华人新移民大多是比较鄙夷漠视的。或许是基于此，在新移民文学中出现的当地人形象，更多的是与华人发生婚恋纠葛和事业交集的中上阶层成员，真正的底层社会成员的出现常常是浮光掠影的。这使得新移民文学对移民经验的呈现、对移居地面貌的展现并不完整，许多信息被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这或许也是部分新移民小说面目大同小异的原因之一。目前的新移民小说存在两种典型的叙事模式：一是围绕主人公的出国留学+情感波折+事业成功的线性叙事；二是围绕主人公的出国留学+事业或情感挫败+归国寻求出路的线性叙事。也许这是许多新移民个人生活道路的常规映像，但这也间接地说明了一些作家没有真正地对移居地生活和那块土地上的普通居民进行有同理心的观察和认知，因而难以脱离个人经验限制，无法写出移居地生活的原生质感。“当作家仅仅满足于成为一种‘成功人士’，成为一种‘中产阶级’，那么他们的文学也就只能成为这个阶层的审美或标签，从而丧失了对现实的洞察、思考及艺术化的能力。” 23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几个“在地叙事”中触及底层书写的样本具有别样的价值。
结语
全球化时代，大规模的、普泛的迁徙和流动，几乎已成为现实生活常态。全球流散人口成分复杂，既有技术与文化精英、跨国商人，也有合法与非法的劳工群体。当跨国华人的中上层尽享全球化时代的迅捷交通和发达资讯所带来的优裕生活之时，身处底层的劳工群体，尤其是非法移民，却可能面对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窘迫。当新移民文学已经走过了差不多40年的发展历程时，其表现领域也应该不断趋向开阔。因此，关注底层华人移民群体的生存，关注所在国当地的底层劳工群体，描摹他们悲喜交织的精神世界，也应该是新移民文学的书写重点之一。在华人新移民文学的前期，曾有许多生活于唐人街的“草根文群”作家，执着于对底层移民生活、情感、精神世界的表现。近年来，虽然新崛起的新移民作家越来越多，作品也大量出版，可大多数作家、作品却更富精英趣味，较为关注融入主流社会的中产阶级华人的利益与情感诉求，较少真正把目光投向底层。这与作家生活的圈层有关，也因此，上述这些突破圈层的写作者就尤为值得关注。当然，这些写作者本身都是知识分子，生活状态上属于中产阶级，那么作为底层生活的旁观者，他们是否能够真正理解底层，为底层发声，也是被很多评论家质疑的。我们不排除有些写作者由于“现实生活中因为身份豁免而脱出苦难的侥幸和优越感，在度身事外的观看和阅读中却常常会审美化为怜悯、同情和廉价的人道情怀” 24 。不过，“作家或知识分子当然不能完全代表底层发言……尽管这样，作家或知识分子对底层苦难的关注与表现仍是值得尊重的，至少比对底层漠不关心或持一种蔑视的态度要强……” 25 因此，这些能够突破个人生活圈层边界，关注底层群体精神世界的写作，值得研究者关注和解析，因为它们不仅是“对彰显白领趣味和生活等级的小资话语、中产阶级文学想象以及新贵文学的反动” 26 ，而且也使新移民文学对移民经验的表述更加全面和丰富，也使我们能够从多维度上生发对于华人新移民群体和他们留居国的文学认知。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世纪以来新移民小说的主题嬗变”[编号：16YJA751003]的阶段性成果）
1 新移民，一般而言是指第一代移民。但在国内文学研究和评论界，与新移民文学联系在一起的“新移民”是一个特指概念，即1970年代后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由中国内地移居到其他国家、目前已取得所在国居留权或已经加入所在国国籍的人群。“新移民文学”发端于1980年代初的“留学生文学”，随着留学生中的一部分人由留学生转变为留居者，“留学生文学”也演进成为“新移民文学”。虽然“新移民文学”在命名上仍存在一些争议，但其指称的内涵在众多研究者那里已得到基本认可，即由上述新移民群体创作的文学作品，既包括以汉语写作、在中国内地或港、澳、台发表和出版的作品，也包括以留居国语言写作、在国外发表和出版的作品。具体可参见拙著《新移民文学：融合与疏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章的论述。
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
3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
4 沙石：《玻璃房子》，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5 [美]三好将夫：《没有边界的世界？从殖民主义到跨国主义及民族国家的衰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506页。
6 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
7 《江南》2017年第4期。
8 陈河：《在暗夜中欢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59页。
9 陈河：《红白黑》，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208页。
10 李明欢：《“中国的全球化”与“跨国的福建人”》，《读书》2005年第8期。
11 枫雨：《八零后的偷渡客》，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65页。
12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13 [美]少君：《少年偷渡犯》，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125页。
14 同上，第7页。
15 [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66页。
16 [美]孔飞力：《前言》，《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
17 陆蔚青：《纽曼街往事》，《鸭绿江》2018年第6期。
18 载《江南》2018年第5期。
19 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7月28日。
20 载《作家》2019年第4期。
21 载穆紫荆小说集《情事》，布拉格文艺书局，2018年，第55页。
22 李明欢：《国际移民的定义与类别——兼论中国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23 李云雷：《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故事》，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24 陈思和、聂伟、丁元琪、陈离：《文学如何面对当下底层现实生活——关于长篇小说〈泥鳅〉的讨论》，《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5 李云雷：《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故事》，第5页。
26 翟永明：《文学的社会承担和“底层写作”》，《光明日报》，2008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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