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地方主义是什么:英国人埋下的炸弹和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

原标题:香港的地方主义是什么:英国人埋下的炸弹，以及自我中心的狭隘

香港岛在1840年后成为一个殖民地，此后扩展到九龙、新界和周边岛屿。应该说，香港真正的现代史是一部殖民地史，但对这段历史的解读却非常复杂。

1843年，在《南京条约》修改之前，英国以女王的名义颁布了《英皇制诰》，规定香港为其“直辖殖民地”。《英皇制诰》的内容规定了香港殖民地制度的主要特征，包括香港总督的集权。香港总督是立法局和行政局的主席。他拥有批准重大政策、决定和法规的最终权力。总督可以任命各局、委员会和部门的官员。总督的意见对任命诸如布政司、财政司和律政司等高级官员具有决定性作用。总督还有权停职、撤职和惩戒其下属官员。总督也是驻香港英国武装部队名义上的总司令。事实上，香港总督强大的行政权力，也为香港未来150年定下了政治架构。立法局和行政局只是香港总督的下属机构，并不是分权的一部分。

王志高

由于英国人在香港社会中一直是少数，而香港的战略地位实际上并不高，英国的殖民统治实际上并不那么深刻和强大。此外，直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对香港华人社区的控制非常薄弱。直至五十年代，即香港成为殖民地一百多年后，内地居民在香港的自由行动仍不受限制。直到20世纪70年代，港英当局仍广泛依赖中国法律——清朝法律来处理中国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因此，英国长期相对薄弱的殖民统治并没有影响中国主流社会的地位。香港普通人不反对自己的中国身份，而本地知识分子与祖国的反帝反殖民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1919年，在五四运动期间，香港市民和知识分子也走上街头示威。教室里的老师热情地向学生传播爱国主义。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运动也相应地加入进来，不断推动以“救国”为主题的青年社会运动。一百年前，香港青年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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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香港

港英当局自然对这场反帝运动非常警觉。他们依靠中国商界阅读经典，尊重孔子，以平衡“新文化”，防止中国社会形成联合力量，动摇港英当局的统治。然而，即使是那些强化传统的中国商人，在本质上也并不反对他们的中国身份，但相关的认知仍然是相对传统的。

到1941年12月，日本向香港发起进攻，驻香港的英国军队迅速被击败。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许多香港人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在五、六十年代，左派思潮也冲击了香港。家庭和国家概念的出现使中国运动更加强大。1968年的“以中文为官方语言”运动、1970年的“保渔”运动和海外知识分子的回归运动，都通过“反殖民”和“反帝国主义”的青年社会运动，显示了香港人重视中国身份的特点。站在现代化和现代化前沿的香港人，的确比内地更早接受了现代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从左派到反帝反殖民运动，香港华人社会现代化观念的觉醒有着更加丰富的资源，而香港高度同质的社会则形成了更加可观的潜在集体行动能力。这些都是港英当局非常关注的问题。此时，香港的民族意识开始萌芽，但整体的反帝倾向仍使其与内地的命运紧密相连。

1967

然而，港英当局很快就找到了新的方法。港英当局不会将自己置于冲突的前线。英国人总是少数，他们最擅长运用自己的力量。20世纪50年代后，香港接收了大量来自大陆的移民，而中国大陆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分裂状态。这时，英国人的接待使他们同意了殖民秩序。因此，意识形态斗争与大陆的差异成为本土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此外，香港在七十年代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发展水平，明显较内地为佳，这也是本土意识的另一个“真正”基础。

六十年代的香港

在这两点的帮助下，港英当局推出了一系列改革计划，其主要目的是将中国势力吸收到香港政治中来。一方面，港英当局成立各种咨询委员会，招募代表各种社会力量的精英；另一方面，他们采用委任制度，有秩序地吸纳不同利益集团对政治参与的要求。在麦理浩执政期间，香港获得了更广泛的资本投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当然，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港英政府强化“工商属性”和“行政属性”，塑造香港人只关心经济利益而不关心公共领域的习惯。然而，这种模式实际上早于改革的出现。事实上，在英国接受培训的香港知识分子一直缺乏足够的政治意识，专业知识更多，战略意识更狭隘。事实上，香港社会主流文化的核心也是一种由英国人雕刻的文化，缺乏真正的本土文化的温暖利己主义。此外，在港英制度下，香港总督的权力仍然很大。中国咨询委员会本质上只是一个沟通的渠道，与民主无关。此外，为了防止香港华人的左翼势力壮大，港英当局也开始建立从媒体到学术界批评内地的共同政治权利。对于左翼媒体，英国人不允许他们享有新闻自由。

(adsbygoogle = window . adsbygoogle | |[])。推送({ })；从1979年开始，随着租约在1997年到期，英国和中国开始就香港主权进行谈判。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确认中国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就在此时，英国走向香港的民主进程突然加快。在彭定康时代，他打破了长达150年的行政主导体制。自1993年以来，香港总督不再担任立法局主席，并向区议会和立法局开放直接选举。彭定康作为保守党的领袖，在香港压制民主达150年之久后，其行动已将英国变成一个“民主启蒙者”。此外，港英当局还利用内地的一些历史事件来塑造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这些刀子的结果，正是香港传媒唱衰“一国两制”的习惯，与内地对抗而非合作已成为常态。可见，隐藏在英国人才背后。

1995年的香港

在这种背景下，香港的国家意识开始大规模地与大陆分离，大陆成了“他者”。在激进的本土主义者一方，大陆是“落后的”，而西方代表文明和“进步”，所以被英国殖民比返回要好。内地是香港自由、法治和繁荣的“剥夺者”，而英国是“给予者”。事实上，这些想法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本土主义者说他们是如此先入为主，需要一个“邪恶”的他者来加强他们的身份。

回归后，这种意识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强了。大陆和香港之间的所有互动都被当地派系视为“入侵”。从内地的经济采购和免费旅游到国民教育，再到中央政府根据《基本法》采取的合理行动，都被当地派系视为“入侵”。这在年轻人中尤其普遍，而诸如“爱与殖民”之类的虚无主义情绪反而成了主流。罗永胜写道:“在香港市民运动严重缺乏对市民社会发展的梳理和反思的情况下，公众对香港主体性成长的历史认识往往十分薄弱。香港人很容易想象自己漂浮在各种现成的意识形态之间，失去了反思的主体意识。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的神话式的种族中心主义历史观会失控的原因。”与此同时，这种认识得到了一些本地政治势力和外国势力的支持，而这些势力长期隐藏在香港高度开放的环境和极其复杂的政治生态之中。

各种表演艺术

因此，香港人并不是不接受内地发展带来的不平衡，而是香港青年普遍存在一种原始的本土意识。香港青年缺乏基本的本土意识，也带来了极其令人费解的行为。同时，事实上，他们的缺乏也导致了这种意识仅仅是西方文明的教条主义追随者，无法与西方文明平等对话，整天试图以狭隘的自我为中心来评判东方文明。本土主义的怪异表现实际上反映了他们认知的薄弱，但要改变这种状况，香港人还需要自己支付学费。